在肺癌治疗的“武器库”中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堪称里程碑式突破。若将PD-1抑制剂比作“全能选手”，凭借广谱抗癌能力覆盖多种实体瘤；那么PD-L1抑制剂则更像“特种部队”——它们精准锚定PD-L1/PD-1通路的关键节点，依托独特的靶点特性，在肺癌治疗的“难治地带”撕开突破口，在部分亚型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。本文将聚焦国内已获批的2款PD-L1抑制剂，结合最新临床研究与真实世界数据，解析其在肺癌精准治疗中的“专属战场”。
一、PD-L1抑制剂：为何是肺癌治疗的“特种兵”？ 理解PD-L1抑制剂的独特价值，需先厘清PD-1/PD-L1通路的生物学本质。PD-1是T细胞表面的“免疫刹车”受体，而PD-L1则主要表达于肿瘤细胞、抗原呈递细胞等表面。当二者结合时，T细胞的活化信号被抑制，肿瘤得以逃避免疫攻击。PD-1抑制剂直接阻断T细胞表面的PD-1受体，而PD-L1抑制剂则靶向肿瘤或免疫细胞表面的PD-L1分子——这种差异看似微小，却在临床实践中引发了显著分化。
靶点分布的差异决定了适用场景的不同：PD-L1在部分肿瘤中的表达常高于PD-1配体，且PD-L1抑制剂对肿瘤微环境中“免疫抑制性纤维化”（常见于放化疗后的肺组织）的穿透能力更强；药物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放大了优势：部分PD-L1抑制剂（如度伐利尤单抗）采用“Fc段优化”设计，减少与效应T细胞的误结合，降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（irAEs）风险，更适合联合放化疗等强刺激性治疗。 这些特性，使PD-L1抑制剂在肺癌治疗的“分水岭”阶段——Ⅲ期不可切除NSCLC、早中期NSCLC巩固治疗等传统治疗“高复发、低治愈”领域，展现出“扭转战局”的潜力。 二、Ⅲ期NSCLC：从“姑息”到“潜在治愈”的转折点 Ⅲ期NSCLC是肺癌治疗的“关键节点”——约30%患者确诊时已属此阶段，因肿瘤突破肺门、侵犯纵隔或锁骨上淋巴结，无法手术切除。传统治疗以“同步放化疗”为主，但治疗后2年内复发率高达60%-70%，5年生存率仅约29%，长期被视为“姑息治疗”的范畴。 PD-L1抑制剂的登场，彻底改写了这一现状。其核心逻辑在于：放化疗可破坏肿瘤细胞，释放抗原并激活免疫系统；而PD-L1抑制剂能解除肿瘤对T细胞的“免疫封锁”，形成“放化疗致敏+免疫巩固”的协同效应[1]。 1. 度伐利尤单抗：奠定Ⅲ期NSCLC“巩固治疗”金标准 作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Ⅲ期NSCLC巩固治疗的PD-L1抑制剂，度伐利尤单抗的价值源于PACIFIC研究的突破性数据。这项试验入组了713例接受铂类同步放化疗后未进展的不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，结果显示：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：度伐利尤单抗组从5.6个月延长至17.2个月； 5年总生存率（OS）：从29.1%跃升至42.9%； 亚组分析：无论患者年龄、性别、病理类型（鳞癌/非鳞癌），均观察到一致获益。 这一数据具有划时代意义：它首次将Ⅲ期NSCLC从“不可治愈”的姑息治疗范畴，推进到“潜在可治愈”的慢性病管理阶段。目前，美国NCCN指南、中国CSCO指南均将“同步放化疗+度伐利尤单抗巩固”列为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[2]。 2. 舒格利单抗：填补Ⅱ期NSCLC的“早中期全程管理”空白 如果说度伐利尤单抗解决了Ⅲ期患者的“巩固难题”，那么舒格利单抗则以“中国原研双覆盖”的创新，将PD-L1抑制剂的获益人群向前推进至Ⅱ期NSCLC。其关键研究GEMSTONE-301纳入了381例接受同步或序贯放化疗后未进展的不可切除Ⅱ-Ⅲ期NSCLC患者，结果显示： 中位PFS：舒格利单抗组达10.5个月（安慰剂组6.2个月），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36%； 分型优势：对鳞癌（HR=0.55）与非鳞癌（HR=0.61）均有显著获益，突破了既往部分PD-L1抑制剂仅对非鳞癌有效的限制； 长期随访：2年OS率在同步放化疗亚组中达66.3%（安慰剂组52.4%），序贯放化疗亚组中达61.7%（安慰剂组48.9%）[3]。 这一突破意味着，从Ⅱ期到Ⅲ期的早中期NSCLC患者，均可通过“放化疗+PD-L1巩固”降低术后复发风险，为“早中期肺癌全程管理”提供了新范式。尤其对于中国患者，舒格利单抗作为100%中国原研药物，其Ⅲ期临床研究入组了中国、欧洲、东南亚等多中心患者，更贴合亚洲人群的疾病特征，临床可及性与适用性进一步提升。 三、PD-L1抑制剂的选择：“三看”原则精准匹配患者需求 与PD-1抑制剂的“泛用性”不同，PD-L1抑制剂的选择需更精准地匹配患者特征。临床实践中，“三看”原则是核心决策依据。 01 一看分期：明确“战场定位” Ⅲ期不可切除NSCLC：优先选择度伐利尤单抗或舒格利单抗； Ⅱ期不可切除NSCLC：舒格利单抗是首选，其GEMSTONE-301研究专门针对Ⅱ期患者验证了疗效，填补了该分期的治疗空白； Ⅰ期NSCLC：目前PD-L1抑制剂无明确适应症，仍以手术为主，高危患者可考虑辅助免疫治疗。 02 二看分型：鳞癌与非鳞癌的“差异作战” 肺癌按病理分为鳞癌（约占30%）与非鳞癌（约占70%），二者生物学特性差异显著： 非鳞NSCLC：肿瘤细胞生长依赖血管生成，常合并EGFR/ALK等驱动基因突变。阿替利珠单抗在IMpower150研究中显示，与贝伐珠单抗联用可进一步增强疗效（四药方案“T+A+化疗”），适用于需要强效全身控制的非鳞患者； 鳞状NSCLC：肿瘤微环境中纤维化程度高，血管生成不活跃，且常缺乏驱动基因突变。舒格利单抗因独特的“全人源IgG4抗体”设计，对肿瘤微环境的穿透能力更强，更适合鳞癌患者。 03 三看生物标志物：“量体裁衣”的科学依据 PD-L1表达是目前最常用的生物标志物，但其检测与解读需注意以下要点： 检测标准：采用肿瘤细胞阳性比例分数（TPS），即肿瘤细胞表面PD-L1染色面积占比； 高表达获益：PD-L1 TPS≥50%的转移性NSCLC患者，阿替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的显著优于化疗； 低表达/阴性适用：度伐利尤单抗、舒格利单抗对PD-L1低表达或阴性人群同样有效，覆盖了约60%的NSCLC患者。 从Ⅲ期NSCLC的“巩固者”到早中期NSCLC的“全程管理者”，PD-L1抑制剂以独特的靶点特性，在肺癌治疗的“难治地带”撕开了突破口。它们或许不如PD-1抑制剂“全能”，却在特定分期、分型中展现出更精准的疗效——这正是肺癌精准治疗的魅力所在：没有“万能药”，只有“对病灶的精准打击”。 随着更多PD-L1抑制剂的上市、联合策略的创新，以及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深入，肺癌患者的“免疫武器库”将更加丰富。未来的某一天，当“早中期肺癌治愈”成为常态，当“晚期肺癌长期生存”不再罕见，我们将共同见证：免疫治疗不仅改变了肺癌的治疗格局，更重新定义了“癌症可防可控”的边界。 参考文献 [1] Jeremic B, et al.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stage III non-small-cell lung cancer: rec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. Ther Adv Respir Dis. 2021;15:1-19. DOI: 10.1177/17534666211017586 [2] Antonia SJ, et al. Durvalumab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in Stage III Non–Small-Cell Lung Cancer. N Engl J Med. 2017;377:1919-1929. DOI: 10.1056/NEJMoa1709937 [3] Zhou Q, et al. Sugemalimab versus placebo after concurrent or 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, unresectable, stage III non-small-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(GEMSTONE-301): interim results of a randomised, double-blind, multicentre, phase 3 trial. Lancet Oncol. 2022;23:209-219. DOI: 10.1016/S1470-2045(21)00630-6
